当时他们的业务还方兴未艾，他们也只是在一海之隔的韩国、而非另一个大洲。
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用着各种我不明白的专业术语阐述着那狗屁业务的重要性，顺便安慰我发烧不是什么大事。
也许确实不是吧。
尽管当我哭喊到声嘶力竭、挂断电话回到病房后，打了退烧针的林婉依旧非常难受。
她哭泣着，用机械的短语重复着她的感受：“胳膊疼”、“腿疼”，“脖子疼”，还有“屁股疼”；“好热。”——我帮她掀开一点被子——“好冷。”——我再盖上。
最终，我和她都筋疲力尽，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沉沉睡去，只记得我和她紧紧相拥，退烧针让她浑身出汗，浸透了我的衣服。
当我们再次醒来后，我每天上下午都能规律地接到一个电话，时间精准得像是有康德在提醒。
电话那一端也总是样板式的几句话——“怎么样了？”、“医生说什么？”、“哪天出院？”和“钱够不够？”。
直到林婉出院后第二天上午，最后一通这种电话打来，确认她确实没事后，我俩和他俩的联系又恢复到了往常的频率。
这还是近十年前的事情。
而现在，他们只会更忙、距离更远，有更多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