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自蒙东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，学生时代在广州度过，高考考到北大外语系。
2012年，我二十四岁左右，顺利毕业，在新华社当了一年的初级记者，人前自然是青年才俊，风光体面。
如果我那被高干子弟杀死后扔下六楼的养父知道我有这样的出息，应该也会感到欣慰。
出于寂寞和报复情绪，更是为了结识更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揪出仇人，我凭自己还算英俊的外表，流连于那些出身京城，命运出身远好于我的青年人之间。
与男人虚伪地称兄道弟，在女人的床上挥洒汗水，享受她们真情假意的挽留。
这堆女人有位女伴颇为特殊，叫赵晓荷，是某军区大院的干部子弟，或许现在对他们这类人有个更宽泛的叫法，红三代。
晓荷妈妈出身文工团，她也是个天真的文艺女青年，无心事业，大学期间一头扎进诗社，碰巧与我成了伯牙子期。
准备和我发生第一次关系的时候，她小心翼翼解开淡黄色的内衣，问我：“宋玉明，你之前有见过别的女人脱衣服吗？”
北京的气候总是让我嗓子发干。
我打量着她毫无趣味的人格和身材，甚至不愿使出单手解内衣的把戏，只是淡淡地想，如果她问的是K，那K或许真没见过，但我睡过太多各有姿色的女人，赵晓荷实在令人兴致缺缺。
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，我默念了两遍，“赤旗插遍寰宇”，我默念了三遍，奈何实在立不起来，连动手也犯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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